用来存钱的钱罐家家都有，阿根家的钱罐却与众不同，非但能存钱，还会生出钱并说话！你要不信，可上他家去看看。
　　
　　阿根有个同胞兄弟叫小根，几年前去日本打工。临走时，他把瞎眼老娘托付给哥哥嫂嫂，含着眼泪说：“不管我到了那里怎么样苦，怎么样难，娘的生活费我每月一定按时寄来。”
　　
　　小根言而有信。自从去了日本，每到月底，就给娘寄上一万日元。这一万日元，可兑七百多元人民币呢。老娘是双眼瞎，小根每月寄来的钱都由哥哥嫂嫂摆布，这老娘不就成了月月能生钱的会说话的钱罐罐了吗！
　　
　　阿根的老婆叫文萍，她一点也不文，一点也不平，是个极端自私刻薄的女人。老太太每天吃的是冷粥冷饭，听的是冷言冷语，小儿子又不在身边，她心里有气无处宣泄，终日闷闷不乐，日子一长，积郁成疾。
　　
　　这天早晨，阿根夫妻俩起来吃罢早饭，还不见老太太摸出房来。文萍又来气了，厉声喝骂：“死老太婆，太阳晒到屁股了还不起来，难道要我们把饭菜端到你的床边头？你有这个福气吗？”她推推男人，要阿根去把她叫出来。
　　
　　阿根见老婆发了火，急忙推开娘的房门，进门一看，就“哇”的一声哭着奔了出来：“文萍，不好了！娘、娘、她断气了！”
　　
　　文萍一听，先是一惊，随即又镇定下来，慢条斯理地说：“死了好，大家解脱。你去派出所打个死亡证明，让火葬场来拉人！”
　　
　　阿根在家里，连五分钱买块豆腐也不敢作主的。但他想起小根去日本时把老娘托付给自己的情景，他低声下气地对老婆说：“老娘没了，我们该不该打个电报给小根，他每月寄钱来，也该向他报个丧。”阿根说完两只眼睛直盯住文萍，唯恐老婆发怒。
　　
　　不料文萍听他一说，竟意外地笑了起来：“哈，亏你提醒了我，我们马上给小根发份电报。”
　　
　　阿根喜出望外，忙说：“我马上去邮局发电报——”
　　
　　“谁要你去？这电报怎么发；你知道吗？”文萍又指着阿根的鼻子骂开了：“说你呆，你就呆。老太婆死了，小根每月七百多元的赡养费就不寄来了，这不是把家里的钱罐给敲碎了吗？电报要发，老太婆死的消息要瞒住，只说老太婆生病住院了。他不是很孝顺娘吗？让他多寄一点钱来给他老娘治病！”说完，她让阿根立即去邮局把电报给发了。这以后，文萍天天坐在大门口，扳着指头数日子，等着小根汇款来。
　　
　　月底到了，小根的汇款一天不拉准时寄来，只是金额依旧一万日元，只字不提老娘的医药费，让文萍大失所望。文萍细细一想，不由得怀疑起来了，为什么小根知道娘病了，依然无动于衷？看来可能是电报上文字太简单了，对病情的凶险程度没有很好渲染。文萍决定自己动手，她推辞了每天的必修功课——五圈麻将，跑到乡医院找到熟悉的医生，转弯抹角地打听到几种凶险的毛病，回到家里，搜肠括肚地炮制了一封老娘病重的凶信，亲自把信丢进邮筒，心想：这回肯定成功，小根收到信后，说不定会寄来一笔令邮递员也大吃一惊的巨款！
　　
　　果然，小根的汇款来了，而且比平时还提早了两天，只是拿起汇款单展开一看，汇款金额还是一万日元！把文萍气得两眼泛白。脱口骂道：小杀坯，没良心的，娘病了，还不多拿点钱出来！
　　
　　小根远在日本，你骂得再凶，他听不见，依然是每月一万日元。他不肯多寄，你也没有办法。如果再写信，还能写什么呢？上次信中把治不好的恶病全写上了，若如实写老太婆死了，这不等于自己去敲碎这一只钱罐了吗？这以后，文萍每次在收到小根的汇款时，总要在阿根面前骂上几句：一钱如命的家伙，没良心的，总有一天要生黄疸病的！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又一年过去了。就在年底，汇款又到了，随着汇款同时来的，还附了一封信。文萍接过汇款单来一看，奇怪，这回多了３０００日元。她拆开信，只见上面写着：
　　
　　哥哥、嫂嫂：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人世多时了。
　　
　　几年来，我在异国他乡，为了谋生，为了母亲生活得安逸幸福，我当上了背尸工。苦和累倒也罢了，不幸我染上了一种恶性传染病，医生诊断我将不久于人世。我检点了一下几年来的积蓄，本想一并寄来，但我怕母亲和你们会伤心，经不住这个打击，因此决定把它托付给一位挚友，让他代我按月给母亲寄钱，直到钱寄完为止。
　　
　　现在钱寄完了，赡养老母的担子全落在你们身上了。我希望哥哥嫂嫂暂时不要把我的死讯告诉老母，别让她伤心。瞒一时，算一时，千万千万！弟小根于生命结束前夕。
　　
　　这封出乎阿根夫妻意外的信，提出了同样意外的要求：瞒起家人，不要报丧。文萍瞒起小根不报丧，是为了骗钱；小根死了还瞒着哥嫂，是为了履行做儿子的责任，给母亲寄钱。这就是社会上不同的人，对道德含义所留下的不同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