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舌辩之士中，真正能建立“不世之功”且善终的，大概只有范雎一人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仅肯定范雎是贤者，而且说他“垂功于天下”。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却将范雎称为“倾危之士”。两位史学大师对范雎的评价，为什么截然不同呢？
　　
　　范雎出道之前的经历，称得上坎坷。他虽能言善辩，怎奈家境贫困，只能在魏国大夫须贾手下混饭吃。一次，他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听说他口才很好，便送给他金十斤及牛、酒等物，范雎没敢接受。但须贾认为，范雎一定是向齐国透露了魏国的秘密，才会得此重赏。于是，他向魏国相国魏齐作了报告。魏齐大怒，命人将范雎抓来，打了个半死。最终，范雎装死逃了出来，并设法来到了秦国。
　　
　　当时的秦国，主政的是宣太后与穰侯魏冉，秦昭襄王并没有什么实权。范雎初到王宫，正好遇见昭襄王。宦官呵斥：“大王来了！”范雎却回答：“秦国哪有什么大王，只有太后、穰侯。”昭襄王听出话中有话，便将他引入内室。范雎担心周围有太后与魏冉的耳目，没有直言，而仅仅献上“远交近攻”的军事策略。昭襄王见他说的有道理，便任命他为客卿，一同谋划军事。
　　
　　过了一段时间，范雎见昭襄王已经非常信任他了，才趁机说：我担心大王死后，拥有秦国的可能不是您的子孙了。一席话，说得昭襄王连连称是。经过精心谋划，昭襄王发动宫廷政变，废掉了太后，将魏冉等“四贵”逐出关外，收回了朝廷大权。范雎因此被任命为丞相，封为应侯。
　　
　　就一个谋士而言，范雎劝说昭襄王夺回权力，无可厚非；相反，还体现了他的政治才干。但问题是，范雎这么做的目的，是想取魏冉而代之。更何况，昭襄王是在宣太后和魏冉的帮助下才成为君主的，秦国也在宣太后和魏冉的治理下日益强大。魏冉虽然擅权，但对昭襄王还是忠心耿耿的。范雎为了一己私利，挑拨昭襄王废掉太后和魏冉，用心未免过于险恶，手段未免过于毒辣。
　　
　　范雎掌握秦国大权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报仇。恰好魏王派须贾出使秦国，范雎故意穿得破破烂烂的去见须贾。须贾不知道他已是秦国的丞相，见他还活着，大为吃惊，但念在故旧之情，不仅留他吃饭，还送了一件棉袍。范雎恢复身份召见须贾，对他说：我今天之所以没有杀你，就是看在你送我棉袍，还有故人之意的份上。你回去对魏王说，赶紧把魏齐的头送来，不然我就血洗魏国的都城大梁。须贾回到魏国后，将范雎的话告诉魏齐。魏齐无奈，只好逃往赵国，躲在平原君赵胜家里。长平之战后，秦国借机扣押平原君，要赵国交出魏齐。魏齐走投无路，被迫自杀。
　　
　　平心而论，范雎与那些只会空谈的舌辩之士不同，不仅肚里有才学，而且胸中有韬略。长平一战，就充分体现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他用反间计使赵国撤掉老将廉颇，换上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结果秦军在名将白起的指挥下，在长平全歼对手。但是，范雎担心白起会取代自己，竟又向昭襄王进谗言，导致白起被迫自杀。之后，他推荐郑安平率军继续进攻赵国，但郑安平兵败投降。
　　
　　按照当时秦国的法律，如果被推荐的人犯罪，推荐者也要受到连坐。尽管昭襄王没有因郑安平等人的事情追究范雎，但范雎自感岌岌可危。关键时刻，他听从他人建议，辞去了丞相的职务，因此而得以善终。这也算是对他有自知之明的回报吧。
　　
　　司马光对范雎作出“差评”，其实正印证了他在《资治通鉴》开篇就提出的观点：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再有才干的人，如果品德有亏，即便得意于一时，也不能表率于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