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10月，解放大军南下，蒸阳县解放了，建立了民主政权，紧接着开展减租退押。福田乡有个地主兼资本家叫高伯勋，自幼饱读四书五经，为人善良，在乡民中口碑尚好，父亲死后，继承了家业。他有不少佃户，人民政府责令他将过去收的押租退给农民，高伯勋不敢不从。家里的现金退光了，只有去相距近百里的南州市银行提款。
　　
　　那时，交通不便，福田乡去南州市没有公路，高伯勋常在市里经商，以往来回都是坐轿子。这次就不同了，与两个提着梭标的民兵一道步行。好在高伯勋正当盛年，身强体健，走起路来并不吃力。
　　
　　两个民兵一个叫王友良，一个叫关林，都是刚满二十的农民，老实巴交，没有文化，又初出远门。这时正是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到达南州市已是天黑时分，大街上亮起昏黄的路灯。此时他们饥肠辘辘，高伯勋已是身无分文，王友良口袋里还有张零票子，便在小摊上买了一只大大的烤红薯，掰成三截，他与关林吃两头，中间那截好的让给了高伯勋。滚热的红薯吞进胃里，填饱了饥肠，他们浑身暖和起来。
　　
　　高伯勋见银行已经关门了，便向两个民兵提出，要去公厕方便。王友良和关林依了，他们一道来到一间偏僻的公厕，高伯勋叫两个民兵守在门边，他提着裤头匆匆钻了进去。
　　
　　快到半个时辰了，还不见高伯勋出来，王友良不安地对关林说：“这么久了，他怎么还不出来？”
　　
　　关林也放心不下：“你在这儿守着，我进去看看。”
　　
　　不一会，关林大步奔出厕所，脸色煞白，惊慌地说：“不好了，高伯勋这个混蛋逃走了！”
　　
　　王友良一听吓得头冒冷汗，一个箭步冲进厕所，一间间位子找遍了，哪有高伯勋的影子！后来他们发现，厕所后面有一扇天窗，高伯勋是爬上天窗，钻到屋顶上，跳墙从另一条胡同溜了。
　　
　　两个刚刚参加革命、尚无斗争经验的民兵碰上这档子事，懊恼不已。他们悔恨自己太粗心大意，让高伯勋耍了诡计，在眼皮底下逃之夭夭。偏偏屋漏又遭连夜雨，半夜下起了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原以为高伯勋从银行提了款，他们便可以找个小客栈住一夜，现在财神爷跑了，他们身上没有钱，只得蜷缩在街头的角落里一直坐到天亮。
　　
　　当夜下起大雪，积雪盈尺，天寒地冻。王友良和关林回家受阻，吃饭也成了问题，眼看就要沦为乞丐。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二人流落街头无路可走时，有个经营旅社的老板要把店子移往桂林，许多家具杂物需要搬往火车站，急需搬运工。王友良和关林年轻力壮，正好适合，他俩干了两天半，手脚利索，老板十分满意，给了双倍工钱。他们不仅可以填饱肚子，而且在甩货的店铺里以极低价各买了一件皮背心御寒。雪后天晴，红日朗朗，王友良和关林踏着残雪回到了乡政府。
　　
　　二
　　
　　却说高伯勋那晚从厕所的天窗逃走后，因他对南州市的街道十分熟悉，轻而易举地甩掉了两个民兵。他看懂了时局，知道共产党坐了天下，对他这样有土地有财产的人是不利的，并且担心今后还有更严厉的政策，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于是，他来到情妇花小葵家里，翌日上午，叫她去银行提了存款，两人一道去了香港，不久又辗转去了台湾。
　　
　　这时，台湾来了一大批从大陆逃来的国民党溃军，人满为患，物价飞涨，高伯勋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工作，没有固定收入，不免坐吃山空,日子过得紧巴。花小葵从小过惯了奢侈的生活,这时竟然背叛了高伯勋,跟着一个国民党军官跑了。
　　
　　此时的高伯勋,日夜思念,心里不安的并不是他在大陆的家和结发妻子。他的发妻是父母从小包办的,相貌平平,没有文化,又不能生育,两人感情不深,根本谈不上恩爱夫妻,高伯勋一走,她肯定会改嫁别人。另外,他没有兄弟姐妹,一脉单传,父母早逝,家里只有一座空房,没有什么牵挂；花小葵弃他而去,这样无情无义的女人也值不得留恋。令他寝食难安的是押送他去城里取款的王友良和关林。这两个初出茅庐的民兵,也是两个老实巴交、忠厚善良的乡亲,他们的影子总是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是呀,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他却心怀鬼胎,半路逃跑,将他们骗了,他们回去怎么向上级交代呢？他们会受到严厉处罚吗？尤其是两人让给他吃中间那截烤红薯,回想起来至今暖人心肠！人家仁义之至,自己却是小人一个。高伯勋一想起这些,就觉得心头沉甸甸的,觉得自己欠了王友良和关林一笔难以还清的心债。
　　
　　后来,高伯勋偶然遇见了一个大陆同乡,经他介绍到一家小面馆帮工。女老板是个年近四十的寡妇,有几分姿色,店里的生意不错。这时,生活的艰辛已使高伯勋完全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女老板见他体格健壮,手脚勤快,颇有好感,两厢情愿结为夫妇。经过一番打拼,小日子过得不错,高伯勋到了知天命之年,喜得一子,取名高云峰。
　　
　　岁月悠悠,高伯勋的心债越来越沉重,愧疚之情与日俱增。他不知道两个民兵因为他的连累会是怎样的后果,日子过得如何？他很想回家乡去向他们赔罪,但两岸对峙,这只能是梦想。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改善,许多老乡纷纷回大陆探亲。高伯勋本想尽快回到家乡了却心债,谁料他突然患了高血压,中风半瘫,难以成行。儿子高云峰正在拼搏事业,他只得把一腔心债埋在心里。高伯勋在八十八高龄的弥留之际,拉着儿子的手一字一泪地嘱托两件事：一是将他的骨灰送回家乡安葬,叶落归根；二是代他向乡亲王友良和关林赎罪,请他们原谅他当年不得已之举。若他们已不在人世,一定要到仁济寺为他俩诵经超度。
　　
　　三
　　
　　五年后,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高云峰踏上了故乡的土地。他来到蒸阳县福田镇（已由乡改为镇）,乡亲们闻知后敲锣打鼓迎接台胞高伯勋的骨灰归祖。高云峰将骨灰安葬已毕,备了几桌酒席招待众位乡亲。这时他了解到,王友良和关林已先后离世,王友良的老伴与在东北工作的独生儿子一道居住。他俩都因为高伯勋受到牵连,尤其王友良吃的苦头更多。
　　
　　当年,两个民兵空手而归,乡长见他们没提回钱,反而让高伯勋逃走了,狠狠地批评了王友良和关林。偏偏有个区干部看到他俩穿着新买的皮背心,顿生疑心,认为他们是要了高伯勋的贿赂,有意让他逃走。王友良矢口否认,再三解释,可是无人作证,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王友良见事已如此,干脆把责任全揽了,开脱了关林。好在他俩出身贫苦,以往的表现很好,乡政府只是把王友良开除出民兵队伍,关了三天禁闭。
　　
　　抗美援朝时,关林为表明自己的心迹,报名参加了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在第五次战役中英勇牺牲了。
　　
　　王友良受贿放走了地主高伯勋,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只有勤耕苦作,老老实实当农民。“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揪住王友良不放,污蔑他是“内奸”、“反动地主的孝子贤孙”,拉到大队、公社批斗,最后大病了一场……
　　
　　高云峰遵照先父的遗嘱,在仁济寺给王友良和关林做了三天法事,超度亡灵。
　　
　　四
　　
　　高云峰在仁济寺办完法事,被周围的原始森林所陶醉,真有些恋恋不舍了。他本是在台北一家广告公司搞美术的,于是成天拿着本子在仁济寺周围写生。这天下午,他坐在云湖水库旁的山坡上,画着夕晖晚照下水库里的渔船。突然,他听到一个妇人揪心、压抑的哭泣声。他循声望去,只见临水的岩石上立着一个中年妇人掩面哭泣,似乎有轻生的念头。
　　
　　高云峰想：这位妇人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事。佛语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于是,他轻手轻脚走过去,悄悄站在一株树后。妇人哭诉道：“春生儿,娘对不起你了。娘走上绝路,也是没有办法啊！”说罢双目一闭,便向水库跳去。由于高云峰距离她很近,又早有准备,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去,拽住了妇人的衣服,才没有酿成悲剧。
　　
　　他打量了妇人一眼,见她四十七八岁年纪,黑红脸膛,体格健壮,便问：“大嫂,有什么事想不开,非寻短见不可？”
　　
　　妇人也打量着这位救她性命的陌生男子,见他那模样,肯定是大城市里来的,不好意思开口,哭得更加伤心了。
　　
　　高云峰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一再催问：“大嫂,请别见外,我不是歹人,有难处尽管对我说,或许我能够帮助你。”
　　
　　妇人见他态度真诚,心想大城市里的人见识多,说说也无妨,于是便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
　　
　　原来,她叫徐凤阳,住在山脚下的枫林村,与王友良同一个行政村。她的丈夫叫王大凯,在家种地,独生儿子在南方一个城市上大学。昨天收到儿子的来信,说是没有生活费了,叫家里速寄500元钱给他。可是家里哪有钱呢？丈夫王大凯是个赌鬼,天天与村里的几个赌鬼守着牌桌,赌得昏天黑地。她同丈夫不知吵过多少次,无奈他恶习难改。昨天为了给儿子寄钱,她又同丈夫吵了起来,挨打受气不说,儿子的生活费仍然没有着落,一气之下,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高云峰松了一口气,笑道：“大嫂请放宽心,钱的问题好办,我完全可以帮助你。只是你先生嗜赌的坏习惯一定要改。”说着,他从钱包里抽出1000元递了过去。
　　
　　徐凤阳没有接,她怎能随便拿别人的钱呢？高云峰诚恳地说：“大嫂,快拿去寄给你儿子吧,农村孩子上大学不容易,不能影响他的学习呀！我是从台湾来的,虽然不是百万富翁,但还是有能力帮助你的。你要是实在不肯收,就当是我借给你,日后你有了钱再还我。”
　　
　　“台湾那么远,怎么还呢？”徐凤阳还在犹豫。
　　
　　“你就把它交给仁济寺的住持纯谷大师,算我的香火钱。”
　　
　　徐凤阳终于接过了钱。
　　
　　五
　　
　　仁济寺一年一度的庙会十分热闹,吃过早饭,附近几十里的山民举着香火,唱着一代代传下来的朝香歌纷至沓来。接着锣鼓震响,八音高奏,龙灯、狮灯、车马灯在寺前大坪上各显身手,各种杂耍、高跷、魔术花样百出。
　　
　　高云峰作为贵宾被安排在观音阁的三楼上,人山人海尽收眼底。他目不暇接,手不停笔,一幅又一幅地画速写。突然,一支女子腰鼓队进入了他的视线,引起他的浓厚兴趣。他忙走下楼,钻进人堆里,来到腰鼓队的跟前。这个女子腰鼓队全是四十多岁的妇女,打头的正是徐凤阳。她们身着朱红色镶边的大襟衣裤,足蹬绣花轻便布鞋,两鬓插花,面施淡妆,姿态洒脱,不媚不俗。尤其是她们的鼓法别致,既有安徽凤阳的花鼓之秀,又有陕北米脂的腰鼓之雄,气势浑厚,动作优美,鼓声时而如鹰击长空,穿云裂石；时而又似珠落玉盘,山谷流泉。高云峰赞不绝口：“这是珍品,真正的民间珍品！”
　　
　　待到人群稀了,高云峰掏出速写本,兴致勃勃地一连画了十几幅速写。
　　
　　下午,高云峰经人指点,向山下的枫林村走去。他要去找徐凤阳,因为以他多年广告创意的眼光,他认定这支女子腰鼓队具有很高的潜在价值。
　　
　　徐凤阳一家住着三间老祖宗留下来的泥土房,屋里摆放着几件旧家具,一看就知道她家尚未脱贫。当她看到高云峰来到家里,忙热情地迎出来,还端出香脆的炒花生和炒南瓜子。高云峰高兴地与她聊起来,问道：“徐大嫂,你们这腰鼓的鼓法很独特,是从哪里学来的？”
　　
　　徐凤阳说：“我的名字叫凤阳,你就可以猜想到一定与安徽的凤阳有渊源。我过世的母亲是凤阳人,从小打得一手好花鼓,因为家里穷,十二岁就走南闯北卖艺为生。她到过许多地方,把南北花鼓和腰鼓的特点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套路和鼓法。她传给我,我又教会了村里人,每年闹元宵和赶庙会,都少不了我们的腰鼓队。”
　　
　　“知道吗？你们的腰鼓队很有潜力,完全可以进入城里的广告和文化市场。”
　　
　　正说着,徐凤阳的丈夫王大凯回来了。当妻子告诉他这位客人就是那天借钱给他们的台胞,他紧紧地握住高云峰的双手,一再表示感谢。
　　
　　寒暄一阵,高云峰也不客气,直言不讳地说：“王老兄,玩牌可不好,要把精力和时间用到事业上去,争取早日脱贫致富啊！”
　　
　　“我有什么事业呢？”王大凯苦笑着说,“我原本也是个勤快的农民,可村里的耕地大部分被水库淹了,每人平均只有两分田,靠国家的补助粮过日子,有力无处使呀！”
　　
　　“据我了解,大陆的劳务市场很广阔,每个城市都需要大量农民工。”高云峰说。
　　
　　“我也想外出务工,曾经跑了几个沿海城市,可是像我这样的人,没有文凭,没有技术,有谁聘用呢？”王大凯显得无可奈何。他说的也是实话,高云峰听了,陷入了沉思。
　　
　　虽说王大凯好赌,却热情好客,执意挽留高云峰在他家吃饭。盛情难却,高云峰只得依从。
　　
　　六
　　
　　高云峰去了一趟距此地百余里的南州市,作了一番考察。他回来后,立即去枫林村找徐凤阳,告诉她说,他已为腰鼓队在南州市找到了市场。为了配合治一治村里那些好赌的男人,叫她暂时不必多讲,只说姐妹们相约一道外出务工。
　　
　　第二天,徐凤阳串连了腰鼓队一帮中年妇女,提着旅行袋,跟着高云峰乘车来到了南州市。原来高云峰利用台胞的优惠待遇,把必要的手续全办妥了,租好了住房,并且购置了腰鼓和服装等物品。他还给腰鼓队取了个响亮的名称,叫“娘子军腰鼓广告队”。
　　
　　由于南州晚报刊登了高云峰介绍“娘子军腰鼓广告队”的报道和速写,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很快便联系了不少业务。商店开张的、店庆的、促销的、介绍新产品新药的、乔迁新居的,他们都认为腰鼓广告队新颖、热闹,吸引人气,纷纷来人来电联系,高云峰广告公司业务繁忙,收入不菲。不久高云峰又想出了新点子,让腰鼓队融入广场文化,办腰鼓培训班,不少城市中年妇人为了娱乐健身,踊跃报名参加。
　　
　　再说王大凯,老婆一走,家庭生活变得单调枯燥,还得自己动手做饭。他心情烦躁,也少去打牌了。这时村里传闻,那个住在仁济寺的台湾佬把村里二十来个中年妇女骗往台湾做保姆,正在南州市培训。她们的男人大多是王大凯的牌友,说王大凯的老婆徐凤阳是介绍人,得了不少好处,因此纷纷来找他要人。有的人还破口大骂：“当年高伯勋骗了两个民兵,如今他的儿子又来骗我们的老婆！”王大凯一听也气坏了,忙搭上中巴,赶到南州市。
　　
　　王大凯出了车站,走在大街上,忽然传来一阵熟悉的腰鼓声。他忙跑过去,只见人行道上一队穿着彩衣彩裤的中年妇人,打着腰鼓走来,高举的横幅上写着几个大字：“娘子军腰鼓广告队”,打头指挥的正是他的老婆徐凤阳。街上不少路人驻足观看,啧啧称赞。
　　
　　“王老兄,你也来啦？”高云峰发现了王大凯,忙赶过来同他握手。
　　
　　王大凯本是来问罪的,现在明白了真相,不好意思地敷衍道：“高先生,整天打牌没意思,我也想来城里找点事做。”
　　
　　“好啊！我正想找你商量呢。”高云峰告诉王大凯,可以成立一个三轮车服务队,给市民搬家具、运煤球、送电器。像他这样五十左右的男人虽然年龄偏大,但具有干练稳重、诚实可靠的长处,会受市民欢迎的。
　　
　　王大凯一听连声叫好,决定马上回去,把家里收拾一下,相约牌友们过两天便来南州市,组织三轮车服务队。
　　
　　这天,“娘子军腰鼓队”又在街上为新成立的“五零三轮车服务队”做广告,腰鼓队后面是一溜儿崭新的三轮车,旁边是王大凯和他的牌友们。高云峰同样为他们出资买了三轮车,并办好了一切相关手续。
　　
　　七
　　
　　枫林村的“娘子军腰鼓队”和“五零三轮车服务队”活跃于南州市,这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工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生活充实,经济效益显著,,都十分感谢台胞高云峰。知恩必报,他们商定,用他们劳动赚来的钱,在四方酒家订几桌酒席,特邀高云峰做客,宾主欢聚一堂,一是感恩,二是庆贺,高云峰欣然应诺。
　　
　　开宴时间已到,酒菜也上了桌,却不见高云峰到来。众人正在焦急时,大堂经理匆匆走来,找到王大凯,说是刚才有位先生已为他们的酒席付了款,还叫他转交一封信。王大凯急急拆开信封,只见信上写着：
　　
　　王大哥、徐大嫂及各位乡亲：
　　
　　承蒙厚意,本欲赴席,祝贺各位朋友事业开张大吉。只是顷接台北公司电话,命我速归,为赶班机,匆匆离去,未及面别,相信后会有期。
　　
　　我这次是特地来家乡替父亲偿还心债的。58年前,贵乡民兵王友良和关林先生同我父亲到南州市银行提款,我父亲谎说上厕所,从天窗越墙而逃,致使两位先生蒙受不白之冤。多年来我父亲为此一直心灵不安,愧疚万分。由于身体原因,他一直没机会回大陆,临终时叮嘱我一定要替他还债。
　　
　　虽然这二位先生已经去世,但我向乡亲们还债也就是向他们还债。
　　
　　这次回家乡,我还发现了家乡蕴藏着一种取之不尽的致富资源,那就是莽莽大山的树根。只要用艺术的眼光把它们加工成艺术品,在海外是很有市场的。我打算办完公司的事后,再回家乡办个根雕艺术公司,帮助更多乡亲共同致富……
　　
　　王大凯动情地念着,众人热泪滚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