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京航天总医院的医生，叫廖钦文。这天深夜，在诊室里，护士小辛对我说：“外边还有三个病人。”她一边说着，一边拉开诊室门，安排下一位患者进来。
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挂钟，23点22分。这时，进来一个患者，是由家属陪同来的。患者三十来岁，神情坚毅，衣着整洁，话语简练，他说：“大夫，我发烧了。”从发热门诊医生的专业角度来看，患者状态还不错，神志清醒，呼吸平稳，无急性病面容。
患者不停地陈述着：“低烧六天了……有咳嗽，没痰……我老婆昨天也开始发烧了……家里还有个发烧的老人……”
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这应该是病毒感染。我问：“你最近十四天有去过湖北或接触过从湖北来的人吗？”这是此次疫情出现后，每个发热患者都会听到的问话。
他答道：“我1月19日开车回了湖北天门老家，24日开车返回，第二天就发烧了，在老家没接触过发烧病人。”
我听得一激灵，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新型冠状病毒”几个字像电流一样，刺激着我的每个神经细胞，“防治指南”里的诊断标准一遍遍地在我脑海里闪过。
是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吗？我会不会过度敏感了？短暂的思想斗争后，“湖北+发烧+传染性”这三个特点坚定了我的判断：高度疑似患者必须尽快完成血常规和肺CT检查，医护人员一定要做好防护，我必须尽一切可能把医护检人员和其他患者的感染风险降至最低，等到确诊再防护，一切就都晚了。
拿定主意后，我加快手上开单的速度，嘴也没闲着，用比平常快一倍的语速交代患者及家属，两人必须同时做检查，并告诉他们如何以最快的速度缴费、采手指血，怎样少走弯路到达放射科。我再三叮嘱他们，在医院就诊期间全程戴好口罩，除了做检查，不要在其他地方逗留。好在夫妇两人情绪稳定，接受信息能力很强，这让我对处理好这个突发事件多了一份信心。
安排完这一切，我长出了一口气，快速回忆了一遍有没有什么遗漏，患者刚离开诊室，我就“噌”的一下站了起来，用急促的语气跟护士小辛交代着：“打开窗户，开紫灯，尽快退到诊室外面！”我一边说着，一边挡住了下一个患者进来的脚步。这个患者疑惑不解地问：“怎么了，大夫？”我撒了个善意的谎：“诊室每天例行消毒时间到了，我在外边跟您了解病情吧。”
就这样，我以最快的速度询问完剩下两个发热患者的情况，独自返回诊室开出化验单，引导他们尽快离开了。紧接着，之前几个患者陆续回来找我看化验结果，还好都是普通感冒，他们也很快离开了。
时钟指针很快走到了2月1日零点，那对夫妇还没有回来，我和小辛、检验员小常坐在没开紫外线灯的大厅里。空空的大厅有一种不真实的宁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吗？小常打破了平静，说：“白细胞不高，淋巴比例降低，不太像普通病毒感染的血常规表现，甲流、乙流、支原体均为阴性。”这结果预示着患者离疑似病例又近了一步，我忽然有点庆幸自己“绝不放过一个”的想法。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在寂静的深夜里很是刺耳。我冲过去接起电话，原来放射科主任紧急阅片，确定病人“双肺多发感染、呈磨玻璃灶、病变多位于胸膜下”。至此，最后一条诊断标准的符合，启动了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北京航天总医院门急诊新冠肺炎的应急预案。
作为接诊的第一环，我立刻通知了感染科主任，然后加入了布置隔离观察室的工作。与此同時，感染科主任提请专家组会诊等后续工作也有序展开了。
等患者夫妇回到诊室，专家组研判结果也出来了：确定为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我们立即安排患者进入收拾妥当的隔离观察室。由于患者家属的肺CT尚为阴性，不符合疑似病例诊断标准，就让她驾车回家隔离。我在诊室外处理完最后两名患者，随即暂停接诊并消毒。
我穿好“猴服”，戴上护目镜、面屏、双层手套，准备蘸取患者咽部分泌物送CDC进行核酸检测，这是整个诊疗过程中传染可能性最大的环节。从刚接诊的犹豫，到后来一步步证实了我的判断，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没有恐惧了，唯一担忧的是操作不当，辜负了领导和同事们的期望。“加油，小心！”护士小辛的话打消了我最后的顾虑，我精准、快速地完成了曾经重复过千百回的操作。
然后，我开始了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为了减少人员感染的风险，我们三个人待命，通知下一批值班人员暂不接班，把危险留给了自己。
最终，患者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反馈回来了，阳性。这是2020年抗疫战役打响以来，北京航天总医院的第一例确诊患者。护送患者进入隔离病房后，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门诊完成终末消毒。闻着满屋的消毒水味儿，看着悠悠紫光笼罩下空无一人的诊室，我们仨关上了门，退出了发热门诊。三小时后，这里将再次迎来发热的患者。
这就是我，一名航天医生，与新型冠状病毒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很欣慰自己不辱使命，履行了一名医务人员的职业坚守，说实话，身处其中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感受恐惧。新的一天是我居家隔离的开始，也许那个时候我会后怕，但不管怎样，这一班岗我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