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6岁，便从高中毕业回家劳动。
老队长轻轻地拍拍我的脑袋，说：“娃，亏待不着你。”老队长又说：“娃，从明天起，你当记分员。”我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对老队长说：“我怕记不好，会误事。”老队长这时在我的脑袋上使劲地扒拉一下说：“把头抬起来，挺直腰杆，跟你爸学！”
我爸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当初也只是一个生产队长。我爸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用一条腿，换了又傻又聋又哑的二傻的一条命。冬天开山劈石修大坝，二傻正在山根底下收拾钢钎铁锤，突然山上滚下一块大石头。别人看见了，都迅速跑开，但二傻却什么也不知道。眼见那石头就朝二傻砸下来，我爸冲过去，推开了二傻，二傻安然无恙，我爸却为此瘸了一条腿。我爸躺在炕上养腿时，我妈唠叨开了：“你缺心眼呀？为二傻，你也不值呀！要是一个好人，你救救也不亏！偏偏是他！”我妈唠叨时间长了，我爸顶撞一句：“二傻也是人啊！”我妈便不再言语，否则，我爸会骂人的。
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因为救一个傻子而成了残疾，我爸很受社员们的尊敬。在社员们的眼里，我爸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我爸不能当生产队长了，新上任的队长就是我现在叫的老队长，派他最轻的活，让他当了牛倌。牛群走得慢，我爸腿瘸也能跟上趟。
我知道，老队长让我当生产队的记分员，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本事，而是沾了我爸的光，实际是对我家的照顾。因为，记分员每天要比别人多记一分工，一年就是365天啊！那时可是凭工分分粮食，来填饱肚皮的！
当然，对这个差事我不敢有半点疏忽，每天晚上我和老队长两个人坐在老队长家热热的炕头上，把全小队出工的人认认真真地数一遍，不能多记，更不能把谁落下。看我记得清清楚楚，老队长就乐了，依旧拍拍我的脑袋说：“娃，不错，记得真不错，不愧是高中生！”老队长夸奖我，我心里也是喜滋滋的。
转眼之间，就到过年了。我把每一家的工分算好，交给生产队会计。同时，我自己也记在日记本里，谁家每月多少，年终多少，一清二楚。谁要问起，我好说清楚。
那天晚上，天上的月亮很圆。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公布每户的收支情况，也就是告诉大家，谁家是余粮户，谁家是缺粮户。首先由会计念各家的工分总账，可是，念到我家的工分时，却比我记的多了800分。是我记错了？不会的，我怕把我家的记多了，社员们说我有私心，因此特意算了五六遍。我这时不知是哪来的胆，就噌地站起来，大声说：“老队长，不对啦，我家的不对。”老队长说：“娃啊，咋不对？”我说：“算多啦！”会计接过茬对我说：“没错！是我和队长一起算的账，哪能错呢？”我一急就往屋外跑，边跑边大声说：“我有记录，我这就回家拿给你们看！”
跑到家里，我从破抽屉里找出那个日记本，正要往小队部走，我妈喊住了我：“水泉，你忙活啥呢？”我说：“咱家工分搞错了。”妈问：“多了，还是少啦？”我说：“多了800分呢！”妈一拍大腿：“傻小子，多了你找啥？只要不少算就行！”躺在炕上的爸突然咳了一声，闷声闷气地说：“占便宜的事咱不能干。水泉刚16岁，以后路长着呢。去，跟社员们交代清楚。”妈叹了一口气，嘟囔一句：“一对冒傻气的东西！”
我在返回生产队队部的路上，一个黑影把我挡住了，是老队长。
老队长说：“娃啊，甭解释啦，我知道错在哪里。”他接着告诉我，因为我爸为救人成了残疾，一年少挣不少工分，他就和会计合计，为我家多算了800分。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老队长又拍拍我的头，说：“你是一个好孩子，实诚得像你爸！”
我说：“老队长，我第一年记工分，如果出了错，我没法向社员们交代。我得让大家知道我没有记错。”
老队长也叹了一口气,说：“行,你跟社员们去说吧,我告诉会计一声,以你记的为准。”
我回到小队部,当着全小队四十多户人的面,把我家的工分账念得细细致致。
我念完后,老队长说话了：“水泉这娃儿说得一点也没错,他家的账多出了800分,是咱大队党支书亲自奖励的。支书说,水泉他爸的行动是舍己为人,应该表彰。以后,谁能做出这样的好事,咱们都奖给800分！”
院里院外黑压压的人,谁也没说一句话。
后来才知道,老队长临时编了这么一个理由,才算把这个尴尬的场面应付过去了。
当然,老队长是一个很守原则的人,事后,他到大队党支书那里讨得政策,真给我家添了800分！
第二年,选生产队队长时,社员们却把我给选上了！
我才17岁呀！还什么都不懂,就连庄稼活还干不全呢！
大队党支书对我说：“干吧！你是全县最年轻的生产队长,有老队长帮着呢,有啥拿不定主意的,就找他。”
老队长也拍拍我的脑袋说：“娃啊,放心干吧！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种地的事,有大叔呢。”
就这样,我就当上了全县最年轻的生产队队长。在以后的日子里,老队长全力当好我的参谋,我虽然本事不大,但我为社员们尽心尽力,也是我的运气好,当年就弄了个大丰收！
又过一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大学走时,爸对我说了实话。
爸说：“水泉啊,你不知道哇,为让你当队长,你大叔偷偷挨家做工作,还找大队党支书,他说你没私心,将来定是个好当家人！”■